日本二战中公然违背国际战争法则，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了达到促进日本战时工业生产的目的，大规模使用战俘充当奴隶劳工，这直接违背了战争法规定的“不能使用战俘从事军工生产”的普遍规则。事实上，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的六个月里，就开始将在亚洲太平洋战场上俘虏的美军战俘和平民，强征为奴隶劳工。这一战争暴行贯穿整个亚洲太平洋战争始终。本文运用美国最新研究成果，对日本违背国际法，使用战俘强制劳动的战争暴行进行揭露和谴责。

  1941年12月23、24日，威克岛的美国战俘，绝大多数是平民建筑工人，被日军强迫待在露天环境下两天两夜。绘图：约瑟夫·阿斯塔利塔

  上图是1941年12月8日，日军用日文下达的空袭珍珠港的命令。下图是美国海军译码专家破译的英文版密电译文。在当时，美国的破译专家还不能完全破译日本海军的新密码。这份密电的完全版本直到1945年9月，才最终形成。中情报局档案

  电稿，该稿叙述了日本海军将领Mitsuo Matsunana在广播中吹嘘虐待美国海军“休斯顿”号巡洋舰上的被俘官兵的简况。1942年5月9日。“休斯顿”号于1942年3月1日，沉没在爪哇海域，美国官方没有收到任何日本官方发布的有关“休斯顿”号被俘官兵的情况的通报，直到Mitsuo Matsunana在日本东京的广播中发表上述讲话才知道“休斯顿”号被俘官兵的下落。美国战争部长史汀生在临近的边栏中发表了对于日本袭击美国大陆的传言的看法。档案

  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在1944年12月2日发给德国外交部长的密电。该密电被美国情报机关破译，重光葵在密电中说，日本政府不打算与国际红十字会合作，与盟国交换战俘。中情报局档案

  1942年4月29日，东京日军战俘管理署署长发给日本台湾驻军参谋长的密电。台湾地区的日本驻军的参谋长全权负责台湾地区的战俘管理事宜。密电复件被抄送所有日军战俘营指挥官。密电中说，建造战俘营设施是使用战俘充当劳工的日本公司的责任。东京国际审判控方档案

  1945年3月16日，日本陆相发给日本台湾驻军参谋长的密电。复件被抄送各日军战俘营指挥官。密电中说，要延长战俘的劳动工时，以满足日本战争用品的需求。东京国际审判控方档案

  1942年1月12日，美国战俘排成队登上日本商船“新田丸”，该船驶往日本横滨和中国的吴淞，1235名战俘被塞进了这艘轮船。绘图：约瑟夫·阿斯塔利塔

  威克岛的美军战俘在“新田丸”上被日本水手殴打。美军战俘们说，日本水手们随意地殴打他们，只为取乐。绘图：约瑟夫·阿斯塔利塔

  图为日本商船“巴西丸”，日本用以运输战俘的轮船之一。日本方面用于运送战俘的轮船至少有69艘。所有的运送战俘的船只都没有根据国际法打上相关标记。 爱德华·杰克福图

  菲律宾卡巴拉坦战俘营素描。卡巴拉坦战俘营当中的很多美国战俘被送到三井公司的大牟田煤矿充当劳工。图中站在操场中间正在吃东西的是战俘阿伽皮特·斯拉维。阿伽皮特·斯拉维供稿

  菲律宾卡巴拉坦战俘营战俘居住的棚屋素描。1942年夏天。供图，阿伽皮特·斯拉维

  由约翰·布雷顿中士保存的三井财团长崎装卸公司战俘劳工的花名册当中的一页。他们当时的战俘营的编号是东京第2号战俘营。爱德华·杰克福图。

  1943年11月12日，三井公司的职员、日本看守和美军战俘劳工合影。战俘罗伯特·菲利普斯（标号1）站在后排的中间位置。作为照片背景的建筑（标号2）是三井公司的办公大楼。这是老的三井公司的办公楼（标号3），现在用作盟军战俘的营房，这个楼在照片的右上角。爱德华·杰克福图。

  战俘约翰·奥利弗秘密日记当中的一页。“Good Day”（美好的一天）言下之意是他在当天没有遭到殴打。约翰·奥利弗供图

  战俘扛着重物行走在跳板上，跳板下面就是水。战俘小心翼翼，生怕跌倒。这幅素描是由日军大阪第2战俘营的约瑟夫·阿斯塔利塔绘制的。他当时在日本通运公司的码头上工作。这幅照片是查尔斯·格拉哈姆等很多被日本强征为码头工人的盟军战俘的典型工作写照。约瑟夫·阿斯塔利塔供图。

  1947年7月7日，三井公司附属的电器化学工业公司的总裁直接写信给二战期间曾经在日本青海煤矿工作的美军战俘。他是从英国战俘营指挥官那边获得的这些战俘的地址。收到这封信后，很多美国战俘认为受到打扰。韦尔布恩·辛迪尔供图。

  昭和电工职员给战俘阿尔文·西尔维尔在昭和电工的炭场拍摄的照片。当时他被关押在东京第16-D战俘营，战俘营座落于鹿濑。拍摄时间，1944年4月。阿尔文·西尔维尔供图

  1945年8月底，被解放出来的盟军战俘们在仙台第5战俘营的营房前面合影。这处战俘营是日本钢管株式会社管理，坐落在Obashi。杰西·斯坦布罗奇夫人供图

  日本钢管株式会社的雇员给战俘罗伯特·雷恩福罗拍摄的照片。1943年7月。东京战俘管理署下属长崎第5战俘营。日本。罗伯特·雷恩福罗供图

  日本钢管株式会社的雇员给战俘戴维·英格里希拍摄的照片。1943年7月16日。东京战俘管理署下属长崎第5战俘营。从这张照片中，能够准确的看出英格里希夹杂着恐惧、愤怒和饥饿的表情。戴维·英格里希供图

  日本钢管株式会社雇员给战俘罗伊德·尼尔森拍摄的照片。他被关押在大阪第5战俘营。注意看他胸前“195”的编号，编号被别在他的破烂上衣上。罗伊德·尼尔森供图

  被解放的战俘们在大阪第12-B号战俘营的营房前合影，该战俘营坐落在日本广烟。战俘们要求日本当局提供涂料，战俘们画了巨大的标志是战俘营的英文缩写“PW”放置在屋顶上。这样等待救援期间，盟军就可以空投食物和补给品。史蒂文·克拉梅里奇供图

  1945年9月2日（美国时间，中国是9月3日，译者注）广烟战俘营的盟军战俘们举行升旗仪式，庆祝胜利。战俘弗兰克·穆舍说，就在几周前，日本人还在旗杆后面架上一挺机枪，直接瞄准在操场上列队的盟军战俘们。史蒂文·克拉梅里奇供图

  1945年5月，日本钢管株式会社的小仓战俘营——被编号为福冈第3战俘营，战俘特伦斯·柯克用一台自制的盒式相机拍下了三张照片。照片上我们大家可以看出战俘们因为营养不良都处于垂死边缘。

  照片上的战俘都是美国人，他们全都营养不良，濒临死亡。据拍摄这张照片的柯克说，在6个月后，其他战俘们获得解放的时候，照片上的几位美军战俘全都死去了。

  中间的这位战俘是在中国被日军俘虏的，他当时已经没办法站立了。在他身后还有一个医护兵护着他。这位战俘第二天就死了。左边和右面的两位美军战俘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死亡。特伦斯·柯克供图

  战俘们在修建缅泰死亡铁路。拍摄地位于泰国境内。战俘们正在放置由三菱公司提供的木质枕木。拍摄者为日本工程师。奥托·斯齐瓦兹供图

  1944年初，泰国北碧，不同国籍的战俘们在食堂前排队。日本人在他们被俘的三年半时间里没有给战俘们发放一件新衣服，尽管战俘营中的红十字会包裹里面有衣服。格特兹·赫尔姆斯供图

  日本外相重光葵在1944年8月21日发给日本驻汪伪政府上海公使的密电。内容涉及盟军战俘救济金事宜。中情局档案

  1944年11月13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发给日本驻西贡公使的密电，内容涉及管理盟军战俘救济金的相关事宜。中情局档案

  日本驻柏林大使加濑发给日本东京外务省的电报，他在电报中建议，中止全部盟军战俘救济金的发放工作。中情局档案

  1945年9月5日，台北战俘营，被解放了的战俘们在享受他们被俘之后的第一顿热餐。他们的战俘营位于金瓜石铜矿附近。照片由美国海军的亨利·泰勒中尉拍摄。弗里德里克·泰勒供图

  1945年9月5日，台北战俘营，战俘们准备离开座落在山间的战俘营。拍摄者美国海军军官亨利·泰勒中尉。弗里德里克·泰勒供图

  战俘们正准备登上美国医院船“布洛克岛”号，两名美军水手抬着一名无法行动的战俘登船。1945年9月5日。拍摄者美国海军军官亨利·泰勒中尉。弗里德里克·泰勒供图

  在美国医院船“布洛克岛”号上，一位美军战俘坐在他昏迷不醒的朋友的床上。拍摄者美国海军军官亨利·泰勒中尉。弗里德里克·泰勒供图

  1945年10月医学博士约翰 F. 科利少校和他的译员、司机，在日本长野县的山间搜查日军秘密藏匿的。日本长野县境内，群山起伏，适合藏匿。约翰 F. 科利少校供图

  1945年10月底，约翰 F. 科利少校和他的译员、司机正在检查被没收的日本。日本不断被没收，他们管理的成箱的数量一直在增长。约翰 F. 科利少校供图

  战俘们的“禁言”命令。这份复件由埃德加 M. 朗烈签署。他下面的个人签字是弗兰克·比格罗和特伦斯·柯克。这份文件是作者复制的最新拷贝。美国海军陆战服你历史中心档案馆

  按照国际战争法，交战国是不能让俘虏从事与军事相关的生产的。日本在二战期间曾经大规模使用盟军战俘充当奴隶劳工，不仅仅有其占领区域内的亚洲国家的青壮年，也有大量的美、英、荷等西方国家的白人战俘。盟军战俘用他们的生命和血汗，让日本工业巨头在二战战时的工厂满负荷运转，又为它们战后的经济起飞积累了大量的资金。以下是东京审判判决书中关于日军强迫战俘充当奴隶劳工的判词：

  日本政府的政策是将俘虏及被拘禁平民用于直接与作战有关的工作。在作战地区，用他们来建造军用飞机场、道路、铁路、船坞及其他军用工作；此外，还用他们做装卸军用物资的力伕。在日本海外属地及日本国内，除上述作业外，还强迫他们从事开矿、军需、飞机工厂及其他与作战直接有关的工作。监禁俘虏及被拘平民的收容所，向来是不管他们的安全，把他们摆在作业场附近。结果是不管在上班时间或非上班时间，他们都要冒着不必要的空袭危险。并且还有证据证明，有时候为避免盟军轰炸有关军用的设施和工厂起见，故意将俘虏收容所安排在那些地方。

  陆军省军务局俘虏管理部长上村中将在与同盟国协议同意对俘虏及被拘平民适用日内瓦公约的规定后，仅隔数周，即在一九四二年四月二日通知台湾军参谋长说：“现在正在进行利用俘虏从事生产的计划，并要求台湾立即报告为此目的所能利用的人数。”

  一九四二年五月六日，陆军次官将关于使役俘虏的政策通知台湾军参谋长。他说已采取如下的决定：“可通过俘虏来增加我方的生产及从事军事方面的劳务。将白种人的俘虏逐渐的监禁在朝鲜、台湾及满洲。监禁在台湾的俘虏应包括高级技术人员和高级军官（上校以上）在内。对于不合我方增加生产之用者，应在当地迅速设立俘虏营监禁之。”一九四二年六月五日，上村中将向台湾军参谋长发给如下的指令：“根据一九O三年的规定，虽然禁止使用被俘军官及下级军官从事劳役，但鉴于我国目前的实情，不容许有一人坐食，切盼遵照中央希望其参加劳动的政策来加以指导。这类训令也曾发给其他所有的陆军有关部队。一这个指令的根源出于日本内阁。

  因为一九四二年五月三十日，总理大臣东条曾向辖有俘虏收容所的师团长发出训令，其中说：“我国目前的情势已不容有一人坐食，有鉴于此，对于俘虏也希望留意充分加以利用。”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东条又向新任的俘虏收容所长发出训令。东条说：“在日本，我们对于俘虏既具有自己的观念，那么在待遇上自然也多少要与欧美各国不同。在处理俘虏时，你们自当遵守各种有关法律法规，以期处置得当……但同时应不使他们有一天不劳而食。应充分的利用他们的劳力和技术来增加我国的生产，并应努力使其有助于大东亚战争的实行而不使有任何人力的浪费。”伤病俘虏及营养不良者因生病、缺乏营养和疲劳而致死以前，曾被不断酷使、殴打、刺激来强迫其从事军事劳役；其所以如此，至少在某一些程度上是由于应用这类训令的缘故。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六日，东条又向新任的一批俘虏收容所长重发这类训令，更在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对另一批俘虏收容所长发给这类训令。

  内阁对于东条的使用俘虏协助进行战争的计划，更加以支持，这从内务省警保局外事课发行的“外事月报”一九四二年九月号可以证明。在这份月报中说，由于日本劳动力的缺乏，企划院在获得陆军省军务局俘虏管理部的同意后，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曾召集会议，在会议中决定了将俘虏移至日本并使役他们以便缓和国家总动员计划内的产业中之劳力的不足。根据这份月报，当时曾决定在矿业、搬运及国防土木建筑工程方面使用俘虏。地方长官曾与厚生省及陆军合作，关于担任使役及监督俘虏的问题，协商了一个完全的计划。

  星野、铃木和其他的内阁阁员都参与了这个决定。星野之所以被东条选任为内阁书记官长主要是因为他在经济计划方面具有长时期的经验，东条并要他与铃木合作，主要是努力从事这类工作。铃木则是东条所选任的企划院总裁。星野自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八日做内阁书记官长，一直担任到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九日东条内阁垮台时为止。铃木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任企划院的参事后，在一九四一年四月四日星野免企划院总裁及国务大臣时继其为企划院总裁，在第三次近卫内阁及东条内阁中都一直留任为国务大臣兼企划院总裁，直至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九日东条内阁垮台时为止。（以上材料来源于张效林先生翻译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

  在整个二战期间，共有36260位美国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空军和工程兵部队官兵被日军俘虏，还有将近14000名美国平民（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原来都在日本占领区内工作和生活）。有超过25000名美国战俘被日军送到日本的工业巨头的工厂、船坞、矿场中充当奴隶劳工，现在这些工业巨头仍然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企业，比如说，三井、三菱、昭和电工、日本钢铁、川崎重工。这些使用美国战俘充当奴隶劳工的日本大企业超过40家。

  1941年至1945年间，德国和日本都俘虏了不少美军官兵和平民，两者一对比，差距极大——日本集中营里面的美军战俘的死亡率达到40%，而在德国集中营中美军战俘的死亡率只有1%多一点点。二战中死亡在战俘营里的美军战俘，有90%以上死在了日本人的战俘营里。至少有11532名美国战俘在日本的战俘营中被处决。

  日军使用货船把美军战俘运到日本本土以及日本占领的地区（台湾）、中国东北、朝鲜。还有一些美军战俘被送到臭名昭著的缅泰死亡铁路的修筑现场在热带丛林中用生命延长日本人的交通先后，又被送到了日本本土充当奴隶劳工。

  盟军战俘们并不能安全抵达目的地，55279名白人战俘被日本人赶上货船，10853名战俘，包括3632名美国人葬身大海，日本人的运输船没有打上专门的标记以表示这是运送战俘的船，他们被盟军击沉，死亡的战俘中至少还有500人被疾病和干渴夺去了生命，因为日本人的运输船生存状况及其恶劣，有如地狱。

  根据日本战俘信息统计署的官方记录，至少有79家日本公司使用战俘充当奴隶劳工。战俘被日本军队租借给日本公司，就像奴隶一样，从一个公司转借到另一个公司充当奴隶劳工。超过2.5万名美国战俘在日本企业中充当奴隶劳工，4100名美国人死于强制劳动；他们绝大多数因为饥饿和疾病虚弱不堪，他们没能挨过最后的几个月，再过几个月他们就会重新成为自由人。

  1942年9月8日，盟军情报员破译了日本的一个绝密电报，这是日本的运输和交通部门的负责人发给日本的运输舰队指挥官的。电文中说：“由于日本劳工极端缺乏，热切希望使用白人战俘。希望每艘返回日本本土的船只上面都能够搭载一些白人战俘（包括运输船和军火船）。”运输舰队司令要求日本交通运输部门的负责人提供每个月所需的白人战俘劳工的具体数字（越精确越好）……日本交通运输部门的负责人要求日本运输舰队能够尽可能多地往本土输送劳工，要想方设法，比如说把白人战俘像货物一样堆在甲板上。”

  日本的工业部门如此急切地希望增加在他们厂矿、船坞里劳动，他们盼望商船也能够向军舰一样搭载白人战俘送到日本劳动。开战之后，日本的很多商船被动员起来，成为日本政府的“辅助海军”。事实上一些日本的大公司自己有自己的商船队，特别是三井、三菱、川崎重工这样的大型财阀——他们成为白人战俘奴隶劳工的的最大进口者；他们很有效地用自己的船运回了新的奴隶劳工。

  在日本交通运输部门和海军运输舰队之间的急电在1942年9月发出之后，美国和其他盟国的战俘开始大规模地抵达日本本土。其实早在1942年月1日，战俘就被送到日本本土和占领区的日本公司的工厂里劳动了，当时三菱建造的阿根廷丸从关岛驶向日本，在甲板上搭载了400名美国战俘，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平民。两天后，三菱建造的新田丸从威克岛取道马尼拉驶往日本、朝鲜和中国，它搭载了1500名战俘，绝大多数是美国人。

  在整个1942年间，白人战俘被持续不断地送往日本，9月8日的这份急电可以算作日本工业部门的急切呼吁，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日本工业部门要更多，更多的战俘劳工，以满足于日渐增长的日本战时工业的需要，他们的工厂正开足马力满足日本战争机器制订的生产指标。

  考虑到日本工业界的需求，东条英机在1942年6月25日召集战俘营的指挥官们在东京开了一个会，在会上他宣布：“白人劳工和有技术的白人战俘要被利用来满足日本的工业生产需要。”

  一个被很多人提及的记录显示，日本方面制订了多项训令分发给各个战俘营的指挥官，指示他们，怎么样对待战俘以及怎么样去使用战俘从事日本的战时工业生产——这份记录就是整个战争期间日本高层发给各个战俘营指挥官的各项训令的目录，这些训令已经找不到了，因为战俘营指挥官们接到的指令是“阅后即焚”。

  等这些白人战俘来到日本的工厂，他们了解了为什么他们的“服务”被工厂主们“热切盼望”：因为日本几乎所有的技术工人都被征调参军，当地工厂只可以使用年纪很大的男性和女性——绝大多数是农民，进行生产。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缺乏工业技术，而是因为他们非常缺乏教育。与这些日本工人在一起上班时间久了，战俘们发现，很多日本工人，特别是那些年纪大的日本工人，都是文盲。日本工厂主们根本不指望他们能看懂机器的操作教程，让他们操作很复杂的机器也是奢望。所以日本的工厂主们一看到日本帝国军队俘获的大量白人战俘就两眼放光，他们盼望每天都能送来几千人充实他们的生产一线——他们了解，这些白人战俘中有大量的经过培训的机械师、蒸汽供热管道工人、工程师和造船工人。

  毫不掩饰地要使用战俘充当奴隶劳工的电文是神奈川县的县知事1942年10月6日给日本大藏大臣和内务大臣发去的电报。这封电报详尽地描述了在日本列岛使用战俘劳工对于当地工业和全日本国民的好处：

  “我们慢慢的开始在川崎和横滨使用战俘劳工……两地主要使用战俘劳工的企业是：三井物产旗下的川崎码头；日本钢铁的川崎码头；米其邦兵工厂；川崎火车站；还有一些当地煤炭企业和造船厂、车床厂使用白人战俘。在川崎有1011名战俘充当奴隶劳工。在横滨有607个。……这些都是成熟的技工，他们原先就接受过操作机器的培训。

  日本工矿企业在二战期间在战俘劳工身上获益甚巨大——绝大多数白人战俘都是可以操作复杂机械的高级技工，几乎能无限量地使用战俘劳工，而且根本不用支付任何报酬，这使得日本某些工矿企业可以在战争期间满负荷运转——至少这样的情况持续到美国空军把它们列为轰炸目标之前没改变。战俘劳工经常长时间工作，即使在工厂被轰炸期间，他们也要工作。对他们而言，持续工作十二天，乃至十四天是常事。日本人从来不给他们休息日。当战俘劳工达到生命的极限：如果他们因为过度劳动和饥饿而死亡，将会有很多战俘劳工顶替他的位置。尽管日本人对战俘许下了很多天花乱坠的承诺，尽管战俘们被强迫签署了工资单（用日文印刷的），可是战俘们从来就没收到过日本公司支付给他们的任何酬劳，哪怕是一毛钱。

  这些日本工业巨头迫不及待地要让白人战俘，特别是美国战俘进入他们的企业工作，他们的企业正为满足日本的军事需求开足马力。为争取获得白人战俘，日本工业巨头甚至愿意向日本军队支付费用，按照人头以天计算。日本工业巨头为战俘们提供“营房”——墙壁薄如纸片，根本就没有保温性能，害虫横行，实际上就是生存环境极其糟糕的破烂棚屋。一些日本工业巨头使用他们自己拥有的船队来运送白人战俘，日本政府把他们的商船队成为“辅助舰队”。

  日本人剥夺盟军战俘们所有的权利。日本看守拒绝向盟军战俘提供肥皂、热水、甚至是厕纸，——没过多久，他们就称战俘们为“肮脏的白种猪”。每一个战俘都被日本人分配了一个号码，他们必把号码别在衣服的显眼处（任何一个时间里都是这样），在每天点名，报到他们号码的时候，他们必用日语大声应答。日本人从来不称呼白人战俘名字，只用号码来称呼他们。在三年半的被俘生涯，绝大多数战俘没获得任何换洗衣服。他们在日本的北部山区工作，当大雪穿过破烂的屋顶落到他们房间的时候，他们只能穿着他们在热带地区（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作战的时候发的棉质衣服，而且他们还经常没有鞋子穿。可是日本人再不提供任何安全保护设备的情况下强迫他们从事最危险的工作，他们要赤脚在高炉、船坞和工厂里劳动。

  当战俘生病的时候（或许只是病得比他们平时更严重），日本人是不会向他们提供任何医疗服务的，如果战俘的团队当中有一个战俘是军医的话，就是那群战俘的大幸了。不过，不管战俘病得多厉害，日本人都会强迫他们去劳动，否则他将被罚饭——除非他的同伴在他卧床的时候从自己牙缝里省下一点带给他，否则他绝对活不过去。

  川崎重工位于神户的造船厂建立于1886年，目前川崎船厂所在地依旧是川崎重工——这一跨国企业的总部所在地。川崎重工早在1942年初就向日军当局提出申请要使用白人战俘劳工，日军当局很快给予了同意的回复，没多久美国在威克岛和关岛的1216名平民和300多名海军陆战队员就搭乘了地狱航船NittaMaru驶往中国。川崎重工至少建造了70艘轮船用于运输白人战俘劳工前往日本本土：这中间还包括巴西丸、英格兰丸、丰福丸、长门丸、新加坡丸、泰晤士丸、梅田丸等。其中的部分船只就是在川崎船厂建造的。

  川崎造船所（川崎船厂从1939年到1968年使用的是这个名称）可能是日本本土首批使用白人战俘劳工的企业，美国的有技术的战俘劳工增加了它的财富。川崎重工不仅在造船厂里使用美国战俘劳工，而且还在飞机制造厂里使用美国战俘劳工——当然也包括被日军俘虏的美国平民。按照国际法，这些美国平民应该被遣返美国的。在1942年初，300名威克岛的美国平民劳工发现他们被送到了靠近川崎重工神户造船厂的大阪第5号战俘营。

  大阪第5号战俘营中有大约700名战俘及平民，每天早上从川崎造船厂来的监工就来这里分配战俘们的劳动任务。战俘们不行半小时抵达川崎造船厂，在营养严重不良的身体条件下，从事12到14小时的重体力劳动。川崎船厂让六个战俘抬起巨大的五英尺乘12英尺的铁板，战俘们还要加热这块铁板，使用大锤捶打这块铁板，将其塑造成船体外壳所需要的形状。

  川崎重工没有为任何一个战俘劳工提供安全保护的方法，这些战俘劳工也拿不到一分钱的工资。来自威克岛的劳工杰克·胡斯金斯因为一直在川崎船厂的强噪音环境下工作，听力严重受损，他的双耳近乎全聋，因为他在川崎船厂工作的所有时间里，川崎船厂没有给他提供任何保护耳朵的设备。他的工作是锻打铆钉。

  来自威克岛的美国平民劳工们发现，他们被强迫为日本海军建造军舰，而在他们被俘的头几周内，日本海军的军官们对他们非常残暴和蔑视。

  “很多时候，锻打铆钉的战俘会烧伤自己。”弗兰克·马西回忆道，“你敲打铆钉头部的时候飞溅的火花会烫伤你，高温也让你受不了。我们把铆钉锻打成型后，还要在铆钉冷却后，在它们表面刷上红铅。从表面看，这些铆钉有模有样，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们并不牢靠，用不了多久。我们把这些铆钉装在军舰的外壳上，也在军舰内部的水密室里使用它们。”

  一个威克岛的美国平民劳工在他漫长的在川崎船厂的工作中有一点美好的回忆：有一个日本监工对他们特别好，他偷偷地给劳工们带来食物，并试图在日本守卫面前尽量保护这些劳工。在残忍的日本守卫和监工面前，这位日本监工算是一个另类人物，而且他一如既往地这么做，实在难能可贵。

  日本人用宽3英寸长4英尺的上面挖有四分之一英寸直径的小孔的竹片殴打我们。他们打我们的时候，让我们保持立正的状态，用竹片狠狠地打我们的背部。由于竹片上有眼，连续的敲打，会让我们的皮肤爆裂，让我们长时间疼痛不已。我们的后背从来没有完全好过，因为旧伤未愈又添新伤，日本人殴打我们是家常便饭，所以我们的背后总好不了。由于我们全身的衣服只有兜裆布，我们的后背总是赤裸的，所以这种殴打是非常残忍的。

  日本从朝鲜强征来的奴隶劳工就住在神户附近，美国奴隶劳工完成一天的工作后，他们就接着在川崎船厂工作。朝鲜劳工为了抗议日本人经常在周末驱使他们强迫劳动，他们采取了一个独特的抗议方式，所以等到美国战俘劳工在周一到川崎船厂上工的时候，发现工作台上都是粪便。

  被采访的幸存的美国战俘们说，他们的绝大多数同伴都在川崎造船厂被日本人折磨死了，活下来的战俘人数很少。在川崎造船厂工作的绝大多数美国战俘是来自威克岛的美国平民劳工，他们当时是威克岛上的建筑工人，他们被日军俘虏后送到日本。为什么川崎造船厂中的战俘死亡率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谜。

  美国战俘斯拉维在日本福冈的三池煤矿充当奴隶劳工，这段生活对他影响极大，严重危害了他的身体健康。以下是他在接受本书作者、美国著名女记者格特兹·赫尔姆斯专访当中的回忆。

  他所在的大牟田战俘营是三井公司建造的。营房是轻薄的木制临时工房，没有任何暖气设施，每天只供暖一小时，在这一小时结束之后，三井公司的雇员将走遍长长的临时工房，走近小煤炉，打开炉门，用小铲子取走剩下的红火的煤，——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夜也是如此。工房里爬满了跳蚤、虱子和其他的寄生虫，战俘们睡在直接铺在地上的席子上，七个人一个房间。薄毯上各种寄生虫频繁出没。

  战俘营中最怪异的方面是管理他们的看守。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从中国占领区回来的，参加南京大屠杀的老兵。这些看守都有歇斯底里症，前一分钟他们还在看守的营房里待得好好地，后一分钟就可能冲过来无缘无故地对战俘拳打脚踢。

  他们的工作是在三池煤矿挖煤。一旦工作开始之后，战俘们就处于三井雇员的绝对控制之下，他们每天早上来到临时工房，押送战俘下到矿井中去，命令战俘们完成一个不可能达到的采煤的定额。如果一个战俘在工作时受伤了，他就会受到监工的无情殴打。最凶暴的打手是三井公司掌管炸药的监工，他被战俘们称为“炸药人”。因为他的脾气很火爆。后来“炸药人”死于煤矿中的一次事故，他被传送机的皮带缠住，最后粉身碎骨。这对很多战俘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解脱。

  战俘们发现三井公司打开了已经被封闭许久的隧道，并且命令战俘进入这些二十年来第一次进入的隧道。战俘们感到恐惧。有些时候隧道顶是那么低，战俘不得不把肚子贴在地面像蛇那样爬行，他们在矿井里除了遮羞布之外什么也不穿。日本人给他们每人一个小小的橡胶套子，在上面装着一盏小小的电池灯，这就是他们的矿工帽。日本人发给战俘们的胶鞋在脚趾处是裂开的，当胶鞋穿坏时，日本人也不发新鞋，很多战俘只能在矿井里被强制光着脚干活。

  1944年9月，矿井天篷砸到斯拉维身上后，在三井公司老雇员的许可下，他得以在没有人护理的获得休息的机会。他伤了四根肋骨，后骨盆碎裂，背部下方的两块脊椎骨碎裂。在战俘中的两个医护兵的照顾下，他渐渐地康复了，不过日本人要求他立即回到矿井中工作。

  在那次塌方之前，斯拉维刚挨了日本看守的一顿狠揍。因为他出工稍微迟了一点，日本看守就把他和另一个战俘带到警卫室，用一根横截面为2英寸乘2英寸，长为6英尺的棍子猛击我们的臀部。他每打三下就做出一个击打棒球的动作，棍子落到斯拉维和同伴上的时候，他们疼得直叫，他们叫一声，看守就再打他们一下。他们的肿得三个星期不能坐下来。

  在三池煤矿，战俘们要经常在水里工作，有时水齐脚踝，有时甚至齐腰。他们的工作时间都在10小时之上，有时达到14个小时。战俘们对由于受伤而死的恐惧是经常存在的，对饥饿的恐惧是每天都要面对的。战俘们越来越虚弱。1943年到1944年的大牟田的第17战俘营提供的食物是80%的米和20%的搀入物的混合物。每个出去工作的男人的摄入的热量，是597卡路里，被关在宿舍里的男人摄入的热量只有469卡路里，而在战俘“医院”中的男性摄入的热量只有341卡路里。在1945年，战俘们的食物配给变成了60%的米和40%的掺入物。去工作的男性摄入的热量已经低于500卡路里，在宿舍的男性摄入的热量是408卡路里，病重得无法工作的男性只有153卡路里。战俘们的平均体重下降了70到100磅。

  杰尼·萨缪尔·杰克布森是美国二战初期驻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美国远东空军第二十中队的后勤军官。他和斯拉维一同在三池煤矿中充当奴隶劳工，以下是杰克布森在自己的回忆录《WeRefuseToDie》（《我们拒绝去死》，尚无中文版）中的回忆：

  很多战俘都有营养不良。日本人基本上不给战俘肉吃，给的也是肮脏的狗肉和腐烂的鲸鱼肉。杰克布森对那次吃鲸鱼肉印象深刻。日本人给的鲸鱼肉臭不可闻，而且难以下咽，因为日本人拿来的是鲸鱼身上最难消化的部位。集中营食堂怕有些战俘不肯吃，就把肉剁碎了，混在米饭了煮了。没办法，大家只能闭着眼睛吞下去了，米饭也变得臭臭的。我实在受不了，偷偷地把米饭扔了，虽然他很想吃肉。最后证明他是对的，由于肉是坏的，很多人都食物中毒了。虽然没有一个人为此丧命，不过，病情实在很严重，简直生不如死。为此，日本人给战俘放了两天假，因为能动换的战俘照不出几个来了。我因祸得福，竟然得到了两天休息时间。

  由于食物匮乏、住房简陋、体力透支，再加上日本人的虐待，绝大多数战俘都被疾病困扰。在冬季来临的时候，日本看守故意在点名的时候，让战俘在冰天雪地里站上几个小时。他们为这样折磨战俘，感到心情舒畅。可是对缺少衣物的战俘来说，却是无比悲惨。很多人被冻出冻疮，很多人被冻出感冒。这两种结果都很恐怖，冻疮很难愈合，会因为恶劣的卫生环境引发溃疡；感冒更严重，因为日本人不提供任何医药，直接后果就是会变成肺炎。肺炎是寒冬腊月对于战俘来说的头号杀手。

  除此以外，他们很多人身上长起了疔疮。这个比溃疡还要恐怖。有一次杰克布森的右腿上长了三个，整个右腿全都肿了，走路困难，疼痛不已，疔疮很难结痂。我忍了很久，毫无办法，最后找了营地里的一个澳大利亚军医，军医给他进行了手术。我每当想起来当时的场景都觉得恶心。军医用手术刀把他的烂肉生生割开，疼得杰克布森受不了。随后的举动，让他更疼，军医用刀把脓包挑开，很疼。两个脓包里的脓水喷溅了出来，在脓水喷溅的瞬间，我顷刻间觉得右腿松快了。集中营里是没有麻药的，动手术的时候只能忍，美军的马梅罗少校有一把医用钳子，大家都找他拔出病牙。每次动手前，马梅罗少校都会和患者说一句：“让我们一起祈祷吧，祈祷你的牙齿不要断掉！”

  由于澳大利亚军医觉得第三个脓包，还没有“熟透”，就暂时没有处理，第三个疔疮又困扰了杰克布森很长时间，不过到最后，他的免疫力起了作用，三个疔疮都收了口，结了痂。

  与我同屋的一个战俘相当相当悲惨了。他身上长了50多个脓包，几乎全身都在溃烂，可是日本人还是强迫他下井工作。在某些军医看来，他身上都某些脓包已经不是疔疮了，已经发展成了痈疽了——有些创面可以明显地看出来里面有三到四个病核，只有把这些核心部分去掉，无论是挤出来，还是挖出来，溃烂才会止住。这个兄弟被日本人活活摧残致死。

  美国战俘劳工的领袖列斯特·坦尼教授也在三池煤矿劳动。他在自己的回忆录《地狱的梦魇》（中文版《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对三池煤矿的监工对他的惩罚有详细的刻画。这些战俘在日本的工矿企业中冒着生命危险拼命工作，得不到温饱，却时刻面临着被“巴鲁苏”的危险：

  我们在矿井工作，除了随时提防事故，还得时刻提防日本人的“巴苏鲁”（惩罚）。如果他们食品短缺，如果美国人轰炸了一座日本城市，他们会打我们；他们有挫败感，想发泄怨气，也会随时暴打我们。只要他们突然勃然大怒变得像地狱里的魔鬼一样，我们就明白他们又吃了大败仗。他们打得越厉害，我们就越能感觉到胜利的接近。

  有一次，一个日本矿工带了份当天的报纸到矿井里。报纸的头版刊登了一张整版照片，以好莱坞为背景，4个日本兵搂着著名影星丽塔·哈瓦斯和吉格·罗杰斯，标题上写着：“好莱坞的美人儿在洛杉矶招待大日本帝国的武士们。”我忍不住笑了笑，他对着我的脸就是一煤铲。他愤怒地告诉我，日本的报纸说的都是事实，不许我们嘲笑和怀疑。

  这种随时随地地毒打，在1944年冬天以后变得司空见惯。美国军队不断逼近日本本土，日本食物短缺，日本人对我们的痛恨也与日剧增。除了拳打脚踢，他们还用上了铁铲、铁镐以及铁链。我在一个月内，被突然飞来的铁链击中3次。第1次，铁链击中了我的后背。第2和第3次，我在几分钟内连续两次被铁链击中。一个日本矿工飞掷过来的铁链结结实实击中我的胸部，把我撞出了20英尺远。随后另一个日本人飞掷出的铁链迎面击中我的脸部，顿时一阵剧痛袭来，以至于我都感觉不到胸部的疼痛了。我的脸颊部位被深深地划开，眉毛上面的皮肤都裂开了，鼻子再一次血肉模糊；下巴部位鲜血喷涌而出。

  当休利特医生在战俘营为我治疗，我的左肩骨骼突然发出“咔”的声音，我的左肩胛骨破裂了。医生用一根吊带紧紧地将我的左臂吊在胸前。但日本人没有让我休息，因为“一只手动不了，但你仍旧能用剩下的一只手臂铲煤。”

  一天我正在矿区里工作，一个日本矿工看到我心不在焉地挖煤，顿时狂暴不已。他飞奔过来，用日本话朝我吼，说我杀了他的父亲。他抡起铁镐，猛地敲在了我的脑袋上。幸运的是，击中我的是铁镐较宽平的那头，而不是尖的那头。尽管如此，我还是立即不省人事，5分钟后才苏醒过来。

  超强的劳动强度和恐怖的精神压迫，让我们组里的一个兄弟发了疯。日本人认为他在装疯，就把他拖到操场上，三四个日本兵用木棍、石头和枪托打他，一连打了两个小时。他们直到打累了才停手，那位兄弟就这样被活活打死在操场上。

  日本方面为了掩盖罪证，曾有大规模消灭一切战俘劳工的秘密命令，这份命令被英国战俘爱德华兹发现。爱德华兹被日军强征到台湾的金瓜石铜矿战俘营充当战俘劳工，他在日军投降后，参加了英美联合调查组，到台湾搜集日本罪证。他在1946年1月跑到战俘营指挥官的办公室去搜寻证据——日军指挥官为了毁灭证据，放火焚烧了自己的办公室。他在一片废墟中发现了一份很重要的文件，日本人烧得不够彻底。这份文件是迄今发现的唯一的一份较为完整的日本将盟军战俘作为奴隶劳工的证据，里面包括了15分文件，这些手写文件全部是东京战俘管理署发给金瓜石战俘营指挥官的训令，日期从1942年到1945年8月20日。

  当时美英联合举证组正在台湾搜集资料，他们将文件解密，其中一份文件让调查组大吃一惊：“如果美国人台湾登陆，我们就必须把所有战俘都杀掉。……无论如何，我们的目标是绝不让一名战俘逃跑，把他们统统消灭，别留下任何痕迹。”

  这份命令澄清了一项长期存在的政策，在战争开始的前几个月，日军最高指挥部就已经制定好了的政策：绝不能让一名战俘或关押的平民落入敌人手中。如果战俘营指挥官认为他所管辖的地区可能落入敌军之手，那么他应该首先把所有战俘都杀掉。日军驻台湾的第11军的参谋长向东京方面询问，在啥状况下，他可以自主行动，而不用等待上级的命令？1944年8月1日，他收到了日本陆军副大臣的复函。复函如下：

  在当前形势下，如果发生爆炸或火灾，可以暂时在附近建筑物里躲避，比如学校、仓库等。但是，如果形势变得紧急并且极其危急，则要把战俘集中起来并关押在当前位置，加强警戒，严密看守，同时为最后处置（全体处死，作者注）做好准备。

  （a）不论是单个或集体消灭，不论如何实施，只要形势需要，能采用一切方式，比如大规模轰炸、释放毒气、投毒、溺死、斩首。

  （b）无论如何，根本目标是绝不能让一名战俘逃跑，把他们统统杀掉，别留下任何痕迹。

  这份命令当时被抄送给了日军所有的战俘集中营。威克岛的日军指挥官酒井原繁松少将就执行了这一命令。酒井原繁松少将确信美军将在1943年10月夺回威克岛，他在10月7日将剩下的98名美国平民建筑工人，赶到泻湖边，反绑双手，两名战俘被斩首，其余被枪杀。基于同样原因，巴拉望岛的日军指挥官，认为麦克阿瑟将军很快将攻占巴拉望岛，在1944年12月，将在巴拉望岛上充当奴隶劳工的157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赶入防空洞，在防空洞口倾倒汽油，将战俘活活烧死，只有11名战俘得以幸存。

  根据日本政府官方记载，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共有12180名美国人在日本本土的日本工场里充当奴隶劳工。他们绝大多数人是来接替原先在这些岗位上工作的美国同胞的。这些被替换的美国人都已经被日本人榨干了生命，活活累死了。在整个二战期间，日本公司使用战俘劳工的数量至今仍是一个秘密：日本人将摧残致死的盟军战俘的尸体全部焚毁。由于战争的需要，他们强迫生病的盟军战俘接替原先已经死亡的战俘承担的工作。麦克阿瑟将军曾经透露，根据1945年9月统计出来的数据，日本本土尚有19202名盟军战俘劳工滞留，其中11295名是美国战俘劳工。

  1941年至1945年间，德国和日本都俘虏了不少美军官兵和平民，两者一对比，差距极大——日本集中营里面的美军战俘的死亡率达到40%，而在德国集中营中美军战俘的死亡率只有1%多一点点。二战中死亡在战俘营里的美军战俘，有90%以上死在了日本人的战俘营里。而这其中绝大多数战俘是死在了日本人开办的带有军工生产性质的战俘营中。

  在三池煤矿，总共有1859名战俘在充当奴隶劳工，其中821名美国人，他们当中有1733人幸存，其中49个美国战俘被恶劣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折磨死去。

  （作者系日本战争罪行研究学者，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季我努学社社长）